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取得了历史上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未曾实现的成就——成为一系列重要行业和领域的技术引领者。此前，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实现了经济上量的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并没有全球技术引领性。如今的中国已在电动汽车、无人机、太阳能、风能、消费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其他领域取得技术领先优势。这些行业不仅对当下至关重要，而且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例如，全世界都在向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交通领域转型，着力替代化石能源通配资，这一转型将持续数十年。
中国已成为全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引领者，这必然会改变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中国占据技术领导地位的行业和领域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意味着中国不再仅仅提供可在别国生产的中等技术产品，而且生产其他供应国无法替代的关键基础设施产品和部件。这使得强调对外开放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这一无与伦比的成就是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引领下取得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国和世界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主席强调，“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具体国情相结合，既包括特定国家的实际情况，也包括特定发展阶段和具体问题。中国的国家特征包括庞大的人口规模、悠久的历史等。除此之外，我们还要重点围绕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展开分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几乎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球最低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通配资，中国已实现跻身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的伟大跨越。这是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同时也意味着，中国面临一项前所未有的新任务：如何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
客观而言，这样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需要较长的时间跨度。中国明确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要实现这一历史性跨越，不仅要适应当前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回应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等具体问题，更要对整个发展阶段进行系统性把握，这正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贡献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势。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涵盖众多专业化生产单位，并将科学技术与直接生产深度融合的大规模生产形式。通常情况下，在资本主义社会，哪怕是最具规模的生产活动也归私人所有，缺乏协调机制来确保不同生产部门能够实现有效的一体化发展。唯一的例外，是在类似二战期间这样的国家紧急状态下，由政府对关键经济部门实施直接管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主要依赖“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运转。
这一点从当今的美国就可以看出来。例如，在人工智能这一关键领域，个别大公司试图建立排他性的大型垄断，这不仅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也未能对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所需的庞大电力供应进行统筹规划。又如，美国曾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拥有技术领先优势，但由于石油等化石燃料生产商通过系统性游说与行动，极力阻挠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以维护其在油气领域的高额利润，这一领先优势最终完全丧失。结果就是，如今美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几乎无足轻重，已将领先地位拱手让予中国，自身则深陷于污染严重、成本高昂的化石能源依赖之中，而在全球范围内，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持续低于化石能源。
相比之下，中国的优势在于既发挥政府作用通配资，也发挥市场作用，既用“看得见的手”，也用“看不见的手”。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
先进的生产，是涉及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的复杂协作过程，这些人不仅参与产品的直接研发和制造，也深入到支撑这些产品的科技创新探索之中。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入分析经济发展实践，在其科学指引下，各种先进生产要素得以实现有机整合。
中国从技术追随者转变为技术引领者，并非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而是因为中国向科技领域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对科技和生产一体化的重视，是中国能够实现技术引领这一历史性突破的首要原因。就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而言，中国已远超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数据，2023年中国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58%，约为排名第二的发展中国家土耳其的两倍。更令人关注的是，中国的这一比重也超过了七国集团（G7）中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三个发达经济体。中国在新能源等承载新质生产力发展领域的研发与创新成果，能够更快地转化为实际产品，这在绿色能源和电动汽车领域表现尤为显著。
这一过程与应对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密切相关。习近平主席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正如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指出的，绿色发展是顺应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是用最少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发展，是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共识。
以可再生能源为例，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发展一直依赖化石能源，最初是煤炭，随后是石油和天然气，电力等二次能源也多以此为基础。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如今已经明确揭示的事实：若继续依赖化石能源，随着大气中碳含量的不断累积，地球将面临生态灾难。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延续两个多世纪的能源体系，必须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在实践中，中国将科学、技术与制造能力有机结合，为实现这一转型作出贡献。中国已成为全球能源革命的引领者，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等新能源装机规模连续多年居全球第一，并形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同时，中国推动科技与生产融合，不断降低能源价格和成本。正是由于中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扩大产能并利用规模优势，推动了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大幅下降。
可再生能源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但绝非孤例。中国取得技术领先地位，意味着其正在为越来越多国家提供高技术附加值产品。
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中国实践，同时也为世界带来启示。正是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才能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抢占先机。中国的发展进程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是对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深刻洞察与系统总结。其基本分析逻辑与理论框架具有普适性，值得每一个国家学习借鉴。其他国家虽不能照搬中国模式，但可以从中汲取经验与启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约翰·罗斯通配资，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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